1974年12月23日中午的长沙，细雨蒙蒙。专机落地后，身着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扶着扶手缓慢下舷梯——这是他第一次在治疗间隙离京，也是第一次带着四届人大完整方案面见毛泽东。医护人员事先嘱咐要静养，可周恩来没答应，他说：“时间紧，必须见面说清楚。”一句轻描淡写，掩不住病痛，却把责任扛得死死的。整整四十八小时，他与毛泽东反复磋商代表名额、政府工作报告和最敏感的人事安排，而核心焦点只有一个名字：邓小平。
回想两年前的冬天，陈毅追悼会现场肃穆压抑，毛泽东低头默念开国将帅的名字时突然停顿，“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。”短短一句，周恩来听得分外清楚。这被普遍视为重要信号，他立刻布置汪东兴恢复小平原有待遇，并暗中启动了解放干部的第一波名单。
1973年春，邓小平回到北京。国事仍旧千头万绪，周恩来每日批阅文件到深夜，夹缝里安排几次单独谈话，了解小平的想法。邓小平说，他只想“做点事情”。周恩来心里明白，真正需要的是顶梁柱，不是陪衬。于是年底的政治局会上，周恩来提出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工作。提案甫一亮相就引发争论，谁都明白意义非凡。
进入1974年，周恩来体检结果愈发不理想；另一边，毛泽东与四人帮的分歧逐渐显露。大局摇荡，稳定成了压舱石。周恩来咳嗽愈发厉害，却坚持亲手修改政府工作报告。最重要的，是把“整顿”二字写进纲要，配套的实际操盘者，非邓小平莫属。
长沙会谈的第二天下午，毛泽东在橘子洲头寓所接见周恩来。难得的一束冬日阳光照进窗子，主席示意他坐下。周恩来汇报完方案后，等一句定夺。毛泽东沉默良久，突然拿起铅笔，在洁白的信笺上写下硕大的“强”字，又点了点头。那一刻，气氛一下子轻松了。周恩来也破天荒地露出笑容，他随口接道：“人才难得啊。”毛泽东将笔尖一顿，慢慢补了两个字，“人才难”。随后加批：“小平任军委副主席、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，可。”
周恩来返京已近深夜，飞机滑进机库时，他却没有下飞机休息，而是请值班秘书把长沙会议记录立即送往政治局常委，各项任命要赶在四届人大前完成，绝不拖延。
1975年1月10日，北京京西宾馆，十届二中全会进入闭幕程序。周恩来扶案而坐，脸色蜡黄，但声音依旧清晰。会议改选中央副主席时，邓小平高票当选。会场内外，许多人激动地议论：“算是盼来主心骨了。”
一周后，国务院副总理们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依次下车。病榻上的周恩来特意来到会场，亲自宣布分工：邓小平代总理主持日常工作，并抓外事、抓军队、抓科技。他补充一句，“我身体不支，大家要全力支持小平同志。”说罢，他转身在记录本上写下“自强不息”四个字，递给秘书。
那段时间，邓小平办公室的灯常亮到深夜。调阅文件、召集会议、走访工矿，他的节奏让人喘不过气，却让濒临停摆的机关再次运转。毛泽东几次收到汇报，只淡淡评价：“可行。”后来回忆此事的工作人员说，看似平实的两个字，分量极重。
有意思的是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认可与警惕并存。1975年春的一次谈话中，他提到“安定团结”，又提出“反对下去”。邓小平会意，提出“抓纲治国”，把重点瞄准工业、农业、科学技术的恢复。短短几个月，铁路运输秩序好转，四川粮食增产，外贸谈判重新启动。
1975年夏日，周恩来病情急转直下。住进305医院前，他仍坚持批示文件。医生建议暂停工作，他莞尔一笑：“不写字比写字更累。”9月，他把最新的经济计划交到邓小平手里，缓缓道：“继续抓住纲要。”这是两人最后一次系统性的工作交接。
遗憾的是，历史的车轮并未因个人愿望而放缓。1976年初，周恩来逝世。送别仪式上，邓小平肃立，眼眶通红。转过身，他对身边同志低声说：“总理让我们把事情办好，咱得对得起他。”未几，他也被迫离开领导岗位。
在那张记载长沙会谈的信笺上，“人才难”三个字如今已随时间泛黄，却始终映照着那段风雨飘摇。毛泽东写下的，不仅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评价，更是对共和国未来执政骨干的渴求。历史常有波折，关键时刻总要有人出来挑担子。1974年的冬夜，周恩来和毛泽东用一纸铅笔字，把沉甸甸的责任又一次交到了邓小平肩头。
人物与年代的交汇，最终铺垫了后来命运的大起大落。四届人大闭幕后不久，邓小平大刀阔斧整顿经济、科技、国防，短短一年却留下深刻印记。时过境迁，那张纸依旧静静陈列在档案馆，它像一把钥匙，提示后来者：真正的强，并非个人，而是把个人志向与国家命运牢牢捆在一起的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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